杨伟民在第三届中外跨国公司ＣＥＯ圆桌会议上说，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很难再维持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那种年均１０％以上的高增长，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中国长期以来社会发展滞后局面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社会和谐面临新的课题；中国改革的环境、改革的动力发生了很大变化，深化改革面临新的矛盾；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扩大开放面临新的考验。

    杨伟民表示，面对新形势、新课题、新矛盾和新问题，今后五年要进一步调整发展思路：一是以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为目标，推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全方位调整。二是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为目标，把社会发展摆在现代化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民生为先，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差距，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三是促进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和谐，树立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空间均衡原则，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切实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四是以建立健全保障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为目标，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消除不利于市场基础性作用、不利于转变发展方式、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五是以培育形成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为目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丰富开放的内涵，提高开放的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据了解，第三届中外跨国公司ＣＥＯ圆桌会议由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和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等６个机构共同主办。　

    “十二五”：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五年一规划，是新中国特有的经济安排与时间节律。当60年的风雨刚刚飘过，中国经济也将步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时期。这是一个新甲子的起点。所处的内外部环境都在发生重大变化，面临的挑战不仅有深化改革问题、有急迫的经济转型问题，更大更复杂的挑战，也许来自人文层面的要求。     

    说“十二五”是新甲子的起点，不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一个历史新进程的开始。也就是随着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并以更大的基数向5000至8000美元水平提升，中国社会将步入又一个快速升级阶段。这种升级不仅有消费形态上的变化，有经济运行方式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详细　

　　迟福林：“十二五”改革需实现“战略性突破”

    著名改革理论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我国“十二五”时期的改革需要实现“战略性突破”。

    他认为，“十二五”改革，是消费主导时代的改革，是走向城市化时代的改革，是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改革，是低碳经济时代的改革，是推进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

    他给出了“两个终结”的结论：一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大进大出”的增长方式应当终结，二是以追求速度为主要目标的“增长主义”应当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