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开放时间最早、开放程度最高的行业中，外资、国有、民营三种力量历经20年交锋与合作

　　两个月内第四次，王岩松把剃须刀遗落在酒店，他来去匆匆。

　　这位徐工集团副总经理，数日来在香港、深圳、北京、徐州之间穿梭，他主管集团整体上市事宜。历时近五年的徐工改制，尝试过从MBO（管理层收购）到引进战略投资者各种路径，引来无数争议，终于在一场轩然大波后被迫中止，退回到内部资产重组与产业调整。

　　重工是中国开放时间最早、开放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徐工与三一的恩怨故事恰好提供了外资、国有、民营三种力量在20年间如何交锋与合作的典型版本。特别是在2006年，那场未遂的外资收购把徐工（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和三一（中国成长最快的工程机械企业）卷入漩涡，所引发的争论和影响远远超越事件本身。

　　两条路线

　　徐工集团（以下简称徐工）是典型的“先有儿子后有老子”。

　　它第一个细胞来自1943年八路军的兵工厂，1989年政府“拉郎配”，把徐州的重型机械厂、工程机械厂、装载机厂和工程机械研究所合并，又整合数家基础零部件厂成立集团。撮合到一起的既有部属企业也有市属企业，在当时可谓创新之举。上世纪90年代初，以主机带动配件生产，形成完整配套体系，在整个工程机械行业中只有徐工，它成为同行赶超的目标。

　　就在徐工集团组建同一年，湖南人梁稳根和三个朋友袁金华、毛中吾、唐修国在山头上演了肖似电影《投名状》中的一幕，四人刺破中指，焚香叩拜，“如违誓言，不兄弟相待，天打雷劈……”，他们成立的“组织”叫涟源市焊接材料厂。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三一重工的出发点。

　　这也是一个没有任何政策壁垒、完全开放的行业。跨国公司长驱直入，如何与外资共舞，当时是所有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共同面对的难题。“先行者”徐工与“后来者”三一做出了不同选择。

　　徐工选择了“引进”，实际上，它也没有太多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和许多地方政府一样，徐州也把跨国公司奉为座上宾。1995年，徐州市将世界最大的土方工程机械商美国卡特彼勒引入徐州，与徐工集团成立生产挖掘机的合资公司。卡特彼勒坚持控股，最后外方与中方的股权比例为6:4。

　　签约时，徐州市包下北京钓鱼台酒店，准备了盛大的庆贺活动，但就在签约前一天，卡特彼勒突然提出附加优惠关税的协议。在说服海关无望后，徐州市政府连夜决定拿出地方财政补贴，“不惜一切代价把外资留下来”。

　　偏居苏北一隅的徐工，几乎成了江苏省开放程度最高的企业，除了卡特彼勒，利勃海尔、蒂森克虏伯、美驰等13家跨国公司都曾与它合资，打开它的合作目录，几乎就是一份全球工程机械巨头的名单。

　　三一则决定自己杀出一条血路。一方面，它发现西方国家的混凝土机械技术并不完全符合中国需要。欧、美、日的建筑高峰期已过，它们的技术适合本土，也就是小工程，多层建筑，但中国的楼越盖越高，采用进口技术的设备一方面排量小，另外压力低，打不高，中国客户非常不满意。

　　另一方面，“我们也想过和外资合作，但显然人家不愿意。”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说，“通常这种商业合作都有排他性的条款，在中国只能选择一家。另外当时我们名不见经传，别人对我们的实力也有疑惑。”

　　除了自主研发，梁稳根已无路可退。

　　徐工和三一，它们命运方程式中最重要的个性就这样写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