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是调整经济结构的紧迫时刻了

　　在全球经济因美国金融危机而出现下滑趋势的现实条件下，中国的实体经济也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困境。我们究竟如何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

　　不少人希望政府通过阻止本币升值、上调出口退税、放松银根和扩张财政的方式来渡过难关。把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8%-9%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通过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来增加出口是错误的。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全面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刺激外需来保持出口增长速度，只能是以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为代价。我们的外汇储备早已超出了需要。贸易顺差意味着我们用实际资源换回了美国的借据（美元）。美元资产回报率低得可怜、美元资产违约的风险越来越大。面对出口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可以干脆把这些企业的产品买下来，无偿送给低收入者或汶川灾民。

　　多年来，我们为了保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发展房地产业和大量出口这两大“经济增长引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

　　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速度放慢并不一定是坏事。但即使没有外部冲击，我们也应该主动减少贸易顺差。增长固然重要，但不应该为保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并未因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而减少。

　　现在一个普遍担心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速相对放缓了，会不会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这种担心有道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11%-12%的增速是超常的，超过了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如果经济增速降到9%，只不过是恢复到常态。值得担心的是中国经济增速降到8%以下。但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中国有着良好的财政状况，有着广大的国内市场。如果增速过低，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速是8%，却还要担心就业问题，说明该国的经济结构有问题。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能保持8%或9%的经济增速，不应该出现就业问题。如果出现了就业问题，也是因为中国制造业中投资密集型产业比重太高、服务业比重太低造成。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率的提高，实际上这种模式一般在短期内会造成经济过热，在长期会造成通货收缩。因为经济增长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量很低。因此，为了确保就业，就应该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革。与其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下通过拼命促进经济增长来带动就业，还不如把经济增速放慢一点，通过改善产业结构来解决就业问题。

　　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其实已经有所好转，贸易增速和贸易顺差都有所下降，房地产投资也得到一定抑制。去年实行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今年开始显现作用了。现在，如果由于外部环境变化，我们就停止经济结构转型，甚至回到老路，我们会前功尽弃，再次延误我们的结构调整。

　　为了实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对投资“有保有压”。保什么？就是保老百姓的民生，保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保第三产业；压什么？就是压房地产，压高污染、高能耗和严重依赖外需的一些产业。

　　眼下，经济调整的局面已经形成。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忍受经济调整的痛苦。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现在仍然握有一个对冲经济下行趋势的有利条件，就是中国有比较良好的财政状况。如果说以往中国经济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动用巨额的外汇储备来应对，但是现在，这一手段已经很难再用了，因为现在要使用外汇储备就得把资产变现，但现在全球资本市场状况很差，使我们变现的想法很难实现。

　　当外部需求减少、经济增速下降的时候，我们迫切需要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为了刺激内需，投资固然是一个选择，但我们投资率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已经很高，因此，重心更多地应该放在消费上。增加内需不能靠房地产投资。即使是增加投资，也要增加那种可以改善中国经济结构的投资，比如说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