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最大伤害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是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要想趋利避害，必须努力扩大国内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出席4月5日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在京举行的CEO圆桌会议时指出，“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更加自由，各国经济活动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这主要表现在制造业的全球化与产业梯度转移、全球贸易规模迅猛扩大和跨国金融市场特别活跃等诸多方面”。 

　　本次圆桌会议由中国工经联常务副会长孙树义和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共同主持。来自产、学、研领域的与会嘉宾，围绕“发展、创新和人才”主题，针对金融危机中企业的应对战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要“趋利避害”应对金融危机

　　徐匡迪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需要致力做好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主。 

　　第二，努力扩大内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在出口受影响的条件下，应该侧重国内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国内消费要注重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提高退休职工和社会保障者收入水平以及实施家电下乡等启动国内消费市场；固定资产投资应该侧重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高效的交通体系建设、四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乡镇以下中小学和卫生院建设等；在对外贸易上，我国应该努力实现进出口的基本平衡。

　　第三，审慎做好国家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工作。 

　　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看来，当前中国最主要的压力来自就业，而保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就业和保城市低收入人群则是当今的第一要务；从长远来看，国家要通过补贴实施家电下乡等方式，培养广大农村市场的消费能力。 

　　事实上，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终将过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将面临哪些新的竞争压力，这是所有企业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朱经武认为，可以预见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增长未来必将受制于能源、环境和资源等领域的瓶颈制约，而能源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项权威调查结果显示，在人类未来50年面临的十大威胁中，能源排在第一位。对此，傅成玉坦言：“伟大的企业都是在危机中诞生的，因此，深化改革，为未来发展积蓄力量才是当务之急，而新能源、科技、环保和节能减排等领域无疑是未来的主要投资方向。”

　　人才战略决定企业成败 

　　人才是企业的灵魂，也是其最大的无形资产，从某种意义而言，人才培养战略是企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国家的成败在于企业，而企业的发展在于人才。孙树义指出，人才培养并不是孤立的，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管理机制等大环境密切相关。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面临经济危机还是处于正常发展阶段，人才培养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修学院常务副院长薛镭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尽管我国人力资源发展将遭遇来自现实的运营成本、保留人力资本和保证企业持续竞争能力三方面的挑战，但由于人才成本降低、人才流动性增加以及人力资源调整空间加大，我国人力资源也将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香港科技大学EMBA课程学术主任忻榕表示，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最主要的人才挑战是如何培养人才以应对国内竞争并支持全球化发展，如何吸引和留住关键人才以及如何推进企业的高绩效等。 

　　在她看来，经济危机下企业的人才战略流程应该是：首先明确企业在市场中取胜所需的商业模式，然后细化支持该商业模式所需的组织能力，最后设计与组织能力相匹配的人力资源实践。 

　　谈及如何在金融危机中“精兵”、“强将”，忻榕坦言，一是强化对企业员工的长期承诺，二是提升人才组合，包括招聘高素质人才、淘汰低绩效员工等；三是处理好投资与人才发展的关系；四是提高企业组织的工作效率。“尽管经济危机带来了苦难和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孕育了新的生机，企业不要在短期业务压力下失去信心，而要针对当前的压力采取快速行动。” 

　　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马富才认为，在动荡的经济形势下，企业的人才策略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形成人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人才在流动中发挥其最大价值，“就目前而言，中国的人才流动不是太多，而是还远远不够，倘若企业无法形成良好的人才流动机制，企业整体必定是一潭死水。” 

　　另一方面，企业应该多渠道培养人才。为此，要根据企业发展战略，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使用方面的机制，并且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中国工经联高级副会长王秦平、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上海振华港口机械有限公司总裁管彤贤、正泰集团执行总裁南存辉等参加了会议。